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再认识
中国人口机会与人口红利再认识
王广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一、研究背景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目标转变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由于经济发展变化是建立在人口基础上的，因此观察和测量影响经济变动的因素要比人口变动复杂得多。已有文献对劳动力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多种多样，其中一些研究从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出发，认为劳动力总量和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人口红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如何测量分析劳动力的贡献和人口红利的大小，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动力的基础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是人口转变的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成为人口机会窗口。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由增长型向稳定型、静止型和衰减型方向。另一个是由衰减型向静止型、稳定型和增长型方向。只有第一个方向的转变才能形成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
人口机会窗口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快速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超过对应的静止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现象。与实际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相对应的静止人口比重可以定义为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除了与静止人口比重对照外，人口机会窗口还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增长型人口向稳定型或静止型人口转变；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升的过程稳定，这有别于短暂或偶然的随机波动，也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方向具有稳定性。
所谓“红利”其实是“额外”获得的收益。从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只有就业人口才能创造价值，才能构成“红利”的来源。因此，人口红利是由就业人口创造的。若用劳动年龄人口代替就业人口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测量就业人口或总人口到底能够创造多少额外的价值或“红利”非常困难，不仅要区分劳动力贡献的大小，还要区分投资等贡献的大小。
在特定就业模式和预期就业年限条件下，通过静止人口与实际人口的对比，得到“额外”劳动就业人口规模，由此作为判断依据，分析“额外”就业人口的变化趋势，从而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是否能够产生人口红利，更确切地说是就业人口红利。
三、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
人口的总量和结构是人口变动水平和变动方向的基础。从人口变化看，中国人口死亡率从1950年的18.0‰下降到1980年的6.34‰，出生率由1950年的37.00‰下降到1980年的18.21‰，经历了死亡率和出生率相继下降的人口转变过程。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快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持续稳定在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的状态。上述人口变动的结果是，随着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显著提高，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增长型人口持续向衰减型人口方向转变，由此形成具有“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
（一）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劳动力总量、结构变动的角度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有以下4个阶段：（1）1982年以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长期处于55%～60%之间。（2）1982～200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70%以内，少儿人口比重在25%以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7%以内。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3）2000～201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70%以上，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在30%以内，0～14岁少儿人口比重高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4）2015～202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70%以下，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在30%以上，特别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0～14岁少儿人口占比。
（二）平均预期寿命
1982年中国男性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6.89岁，女性为69.73岁。2010年男性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5.62岁，女性为80.42岁。预计2020年男性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77.19岁以上，女性在80.72岁以上。
1982年中国16岁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55.02岁，女性为57.92岁。2010年16岁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0.37岁，女性为65.09岁。预计2020年16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约为62.24岁，女性约为67.72岁。
与出生人口预期寿命提升的幅度相比，2010～2020年16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幅度更大，这意味着与平均预期寿命增加相比，人口处于劳动年龄的时间提升相对比重更大。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16岁人口存活到64岁的可能性也有很大变化。
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16岁男性人口存活到64岁的概率为75.08%，16岁女性人口存活到64岁的概率为80.41%。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6岁男性人口存活到64岁的概率提高到84.23%，女性提高到91.49%。估计2020年人口中16岁男性人口存活到64岁的概率在86.55%以上，女性在93.83%以上。2010～2020年16岁男性存活到64岁的概率提高2.32个百分点，女性的概率提高2.34个百分点以上。由于平均预期存活时间或存活到64岁的概率不同，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劳动年龄的可能性明显不同，这个变化意味着相同年龄结构、不同平均预期寿命条件下，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是不同的。
（三）人口机会窗口
从中国实际人口总量、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看，16～64岁人口在不同人口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和比重变化较明显。总体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1982～2020年中国总人口从10.04亿人增长到14.12亿人，增长了4.08亿人，增幅为40.63%。劳动年龄人口从5.95亿人增长到2020年9.68亿人，增长了3.73亿人，增幅为62.75%。可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总人口。另外，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60%以内持续上升到2010年73.12%的峰值。
表1 人口机会窗口判断
对比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机会窗口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可以发现：（1）1990年人口普查证实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与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照，1982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59.23%，明显低于相同平均预期寿命条件下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63.01%）。1990年人口普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64.83%，比相同平均预期寿命条件下所对应的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62.83%）高2个百分点。（2）1990～2015年人口机会窗口不断扩大。2015年实际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大，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差距达到19 077.78万人，相当于在现有人口状态条件下，与静止人口相比，有“额外”的19 077.78万人可以参与就业。（3）2015～2020年人口机会窗口开始缩小。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看，202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96 776.00万人，比2015年16～64岁人口98 918.75万人减少2 142.7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15年的72.02%下降到2020年的68.55%，减少3.47个百分点。尽管人口机会窗口缩小，但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高于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10～12个百分点，且远高于1990～2005年的水平。
四、中国的人口红利
（一）就业人口总量和比重
首先，从人口普查和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就业人口总量和变动趋势看，1982～2020年全国就业劳动力人口规模在2010年普查时达到最大。1982年16～64岁就业人口为51 362.53万人，2010年为73 160.33万人，就业人口总量增长21 797.8万人，增长了42.44%。同一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63.89%，二者没有完全实现同步增长。
其次，从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变动趋势看，1982年16～64岁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1.16%，2010年为54.89%，仅增加3.7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幅度远高于就业人口的增长幅度，1982年全国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9.23%，2010年上升到73.12%，增加13.89个百分点。
第三，从16～64岁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看，1982年以来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一直下降，2010年为75.07%，比1982年的86.38%下降11.31个百分点。2015年16～64岁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低于70%，采用2015年年龄别就业率可以粗略估计2020年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70.39%，考虑到年龄别就业率的变化特点，预计2020年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70%以内的可能性更大。
（二）年龄别就业率与平均预期就业时间
年龄别就业率或不同的平均预期就业时间是充分把握人口机会窗口的前提。1990年以来，年龄别就业率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特征：（1）年龄别就业率普遍下降。（2）16～24岁人口年龄别就业率大幅度下降。（3）50岁及以上人口年龄别就业率下降幅度远低于50岁以下人口。可见，随着16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年龄别就业率没有相应提高，而是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个变化趋势与人口红利获得是矛盾的。
为了充分反映就业水平和就业模式的变化，可以从总和就业年限和平均预期就业年限分析1990年以来中国就业状况的变化。一是从总和就业年限的变化看，1990年总和就业年限为40.21年，总和就业年限持续下降，2015年下降为32.55年。二是从平均预期就业年限的变化看，由于平均预期就业年限考虑了16～64岁人口的存活概率，1990～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预期就业年限处于明显的波动下降中。总体上，普查年的16岁人口平均预期就业年限均明显高于后续的1%人口抽样调查。最后需要关注的是2010年及以前的16岁人口预期就业年限占平均预期寿命的比重在50%以上，即便是平均预期就业年限相对较低的1%抽样调查年，如1995和2005年，平均预期就业年限占平均预期寿命的比重也在50%以上，而2015年不仅平均预期就业年限明显下降，而且占平均预期寿命的比重低于50%。这一变化趋势说明劳动力实际就业水平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使人口机会窗口浪费的可能性增大。
（三）人口红利
人口机会窗口只有充分就业才能发挥作用。根据1982年以来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从实际就业状况与对应静止人口就业规模相比可以看出：（1）1982年以前没有人口红利。1982年就业人口规模比临界就业人口规模（52 116.28万人）低753.75万人，即实际就业规模没有达到人口红利产生的最低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低于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1990年开始，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开始转化为人口红利。在1990年年龄别就业条件下，1990年16～64岁临界就业人口规模为58 830.22万人，占假定静止人口总量的52.04%。实际就业人口规模比临界就业人口规模“额外”多3 840.1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比临界就业人口比重高3.40个百分点。（3）从1990年开始，中国人口红利持续增加，2010年达到最大。2010年16～64岁临界就业人口规模为58 813.67万人。实际就业人口规模比临界就业人口规模“额外”多14 346.6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比临界就业人口比重高10.76个百分点。（4）2010～2015年中国人口红利开始减少。2015年16～64岁临界就业规模为53 150.84万人，实际就业人口规模比临界就业人口“额外”多11 805.84万人。2015年与2010年相比人口红利“额外”就业人口规模明显下降，2015年比2010年“额外”就业人口减少2 540.82万人。（5）如果保持2015年的就业水平，那么，2020年16～64岁假定静止人口的临界就业规模为55 847.49万人，实际就业人口规模比临界就业人口“额外”多12 274.52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0年12月就业困难人员同比增加14.6%的情况，粗略判断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的实际就业人口规模比临界就业人口“额外”多9 000万人以上的可能性较大。
表2 人口红利判断
五、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证实了中国人口机会窗口依然处于非常有利的时期。虽然人口红利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所下降，但从整体看人口红利仍处于水平较高的阶段。在校受教育比重提高，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必然下降。虽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但目前中国青年劳动力就业问题依然突出，既不利于人口机会窗口的充分把握，也不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获得，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此外，随着人力资本积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年劳动年龄人口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不仅不利于人口机会窗口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人口红利的深入挖掘。特别是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老化进程的加速，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不仅导致过快丧失人力资源优势，也有可能进一步引起社会保障系统安全运行的制度风险。
本研究提出临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临界就业人口等分析方法，为人口红利的标准化测量提供方便，使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产生及其变化趋势分析更具有科学性，但本文只讨论了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额外”增加就业人口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实际中， 65岁及以上的就业人口不仅存在，而且不同产业变化趋势明显不同，这个变化对实际人口红利贡献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就业人口的结构、受教育程度不同，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时期变化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要复杂得多。因此，今后在人口红利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区分或分离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从而实现定量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研究目标。
原文发表于《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3期，有删减，转载请注明